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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3章 初见便宜老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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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的夜，冷得不像话。
都三月份了，还零下六度。雪粒子被风卷着，扑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
路灯的光晕里，雪花打着旋往下落，落了一层，又落了一层。
车停在一栋灰砖小楼前。
楼不高，三层。
米黄色的外墙被雪盖了一半，门口的台阶擦得干干净净，连冰碴子都没有。两盏壁灯亮着暖黄的光，在雪地上投出两个浅浅的光圈。
两个站岗的卫兵，穿着厚重的呢子大衣，静静地持枪站立。
方晓东拉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往领口里钻。加琳娜缩了缩脖子，把手塞进他的大衣口袋里，仰起脸，冲他笑了一下。
“亲爱的，别紧张。”她轻声说，“我会保护你的，呵呵。”
方晓东笑了笑，没说话。他摸了摸大衣内袋里折好的几页纸，指尖冰凉，纸张却是温热的。
另一只手，轻轻地被加琳娜挽住。
中年男子从后备箱搬出一箱酒。
红星二锅头，六十五度。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灰白头发，围着一条深色的头巾，腰间系着围裙。她看见加琳娜，眼睛先笑了。
“琳娜！”
“娜塔莎婶婶！”加琳娜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叽叽咕咕说了一串俄语。
娜塔莎婶婶的目光越过加琳娜的肩头，落在方晓东身上。
那目光不算锐利，但很仔细。她点了点头，侧身让开门口，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
“进来吧，外面冷。”
中年男子把那箱酒放在门内，招呼都没打，直接走了。
玄关不大，一盏吊灯，光线柔和。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方晓东换下皮鞋，接过娜塔莎递来的拖鞋，跟着加琳娜往里走。
客厅比想象中大。
一面墙全是书，顶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一张深棕色的皮沙发，面前摆着矮茶几。角落里一架立式钢琴，琴盖合着，上面摆着几张镶银框的照片——穿白裙子的小女孩，戴红领巾的少女，穿军装的年轻女人。
全是加琳娜的。
厨房的方向，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响。一股浓郁的番茄和甜菜根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但方晓东注意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
覆着白色蕾丝桌布的长桌，银质刀叉和烛台在壁炉的火光里泛着光。成套的瓷盘，印着苏联时期的暗纹。水晶酒杯，在灯光下很亮。
桌子中央一盆冷盘：腌鲱鱼、酸黄瓜、黑面包切片，摆得整整齐齐。
旁边一只水晶碗，盛着深红色的鱼子酱，颗粒饱满，在灯下泛着油脂的光。
加琳娜领着方晓东走到沙发边上：“你先坐，我去厨房看看爸爸。”
她转身进了厨房。
方晓东在沙发上坐下。沙发皮面冰凉，他坐得很端正，手搭在膝盖上，目光扫过这间屋子。
厨房里传来低语声。加琳娜的声音又脆又亮；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听不清在说什么，似乎很高兴。
然后，脚步声。
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一下，一下，沉稳，不急不缓。
厨房的门推开了，一个高瘦的身影走出来。
方晓东站了起来。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扎哈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
他没穿正装。个子很高，得有一米九。
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罩一件旧呢子便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的前臂上，有几道淡色的疤痕。
头发花白，剃得很短。脸瘦长，颧骨高，眼窝深。那双眼睛在壁炉的火光里一明一灭，暗绿色的，像一潭结了冰的深水。
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方晓东。那目光冷得不像在打量客人，倒像在盯一件需要拆开检查的包裹。
“坐。”他声音低沉。
方晓东没有坐。
他微微欠身，用俄语一字一顿：“扎哈罗夫同志，谢谢您，邀请我来家里做客。”
发音有些生硬，调子拐着弯。
扎哈罗夫没接这个话茬。他走到茶几前坐下，抬起眼，把方晓东从头到脚，又刮了一遍。
“你的俄语，有中国北方的口音。是在哪里学的？”
“大学里学了一段时间。的确，我在东北边境待过一段时间。”
“东北。”扎哈罗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往下压了压，“就是你们跟我们，在边境对峙的那片地方。”
加琳娜从厨房冲出来，正好听见这句话。
她围着一条花围裙，手里还攥着一把木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在她父亲和方晓东中间。
“爸爸！”她用俄语，又急又快，“你说好了不提政治的！今天是家宴嘛！”
扎哈罗夫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无奈，有警告，还有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心疼。
这个在苏联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男人，对这个女儿，是当真放在心尖上的。
但他到底，没把话咽回去。
“不提政治？”他转过目光，重新落在方晓东脸上，语气慢悠悠的，像在剥一层洋葱皮，“琳娜，你是我女儿，我得替你把关。这个男人——”
他顿了顿，把话摊在桌面上：
“我让人调查过他。在中国国内，有两个女人跟他关系不正常。一个是未婚妻，一个是他未婚妻的姐姐。三个人，同居在一座院落里。”
加琳娜的脸涨红了。
“爸爸——”
“那些我都知道。”她咬了咬嘴唇，声音低下去，却没躲开父亲的眼睛，“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扎哈罗夫盯着女儿看了两秒，胸口起伏了一下，转回头，火力不减：
“还有。”他的目光钉在方晓东脸上，像要把那层皮肉钉穿，“他利用我们的专家，在东丹建立研究中心。表面上是技术合作，实际上，是替他自己的国家搞逆向工程。我们的人在那里，是替他在干活——”
“扎哈罗夫同志。”方晓东开口了。
声音不高。
“您说的，都对。”
扎哈罗夫的目光，微微一闪。
“国内那两个女人，一个叫林雪，一个叫林霜，都是我的未婚妻。她们从小，就和我生活在一起。”方晓东说，“我和她们的感情很好。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她们。”
“至于专家的事，”他顿了顿，“您派到东丹的专家，每一周的工作报告和成果清单，都有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东丹，一份经由加琳娜，送到您手上。您比我更清楚——那些成果，苏联拿到的，是不是完整的；那些数据，对苏联，是不是有用。”
扎哈罗夫没有反驳。
方晓东说的，是事实。
那些报告，他确实看过。苏联专家在东丹的工作，成果反馈透明、完整，甚至有些数据，比苏联国内自己做的，还细。
可他心里的疙瘩，不只是这些。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基辅的雪还在下，把整座城市裹在厚厚一层白里。他的身影映在玻璃上，瘦削，笔直，肩线微微塌着。
“我活到这个岁数，”他开口，声音低了些：“女儿，是唯一一个让我做什么都愿意的人。她二十岁那年，非要进克格勃工作。我反对。她跟我，冷战了四个月。”
“后来，我妥协了。她开心了，满世界跑。每次她出去，我都睡不着。我常常坐在书房里等电话——不是等她跟我汇报什么，是等电话响，等一个‘她还活着’的消息。”
他转过身，看着方晓东。
“她在伊拉克，被人追杀，掉进河里。是你救了她。”
方晓东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记你的情。”扎哈罗夫说，“所以，我让那些专家去了东丹，也让她把你带回来。”
他顿了顿。
“但知道你是她选的人，和认同你是她选的人，是两回事。你清楚你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她跟着你，就会充满危险。”
“而且，你是中国人——在苏联政界眼里，你们属于东方阵营里，最不听话的邻居。”
他走回沙发前，重新坐下。
那双绿色的眼睛里没有太多愤怒，但那种“我看不上你”的态度，比愤怒更让人难受。
“你拿什么保证，我女儿跟着你，不会受委屈？会得到幸福。”
客厅里静了几秒。只有壁炉里的柴火，噼啪地烧。
“我不喜欢说，但我会去做。”方晓东的表情很真挚，“您是个伟大的父亲，我理解您对她的爱。未来，我会接替您的爱。”
说完，他把大衣内袋里那几页纸抽出来，放在茶几上，轻轻推过去。
“扎哈罗夫同志，我这里有一份情报。您可以先看看。”
扎哈罗夫低头看了一眼那几页纸，没有伸手。
“我不要你的情报。我不缺这些东西。”
“这不是交换。”方晓东说，“您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给加琳娜父亲的一点心意。”
扎哈罗夫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伸出手，拿起了那几页纸。
……
“准备开饭喽——”
娜塔莎婶婶的声音从厨房方向飘过来，打破了客厅里紧绷的空气。
方晓东趁机起身，从纸箱里拿出两瓶红星二锅头，摆上了餐桌。
扎哈罗夫的目光扫过那两瓶酒，愣了一下。
透明的玻璃瓶，红底白字的标签，土得掉渣。
“二锅头。”他忽然开口，俄语里夹着一个字正腔圆的中国词。
“您喝过？”
“五十年代。”老头盯着那瓶子，眼神里那层冰，裂开了一条缝，“我和同事去北京，中国人招待我们，就喝这个。”
他拿起一瓶，拧开盖，闻了闻。
“六十五度。”他说，“那时候，你们很穷，什么都缺，唯独不缺这个。”
娜塔莎在餐厅门口探出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汤是不是要好了？”
扎哈罗夫把酒瓶放下，看了一眼茶几上那几页纸，又看了一眼方晓东。
“汤，还要再煨四十分钟。”
他拿起那几页纸，转身朝书房走去。
“你，跟我来。”
基辅的夜，冷得不像话。
都三月份了，还零下六度。雪粒子被风卷着，扑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
路灯的光晕里，雪花打着旋往下落，落了一层，又落了一层。
车停在一栋灰砖小楼前。
楼不高，三层。
米黄色的外墙被雪盖了一半，门口的台阶擦得干干净净，连冰碴子都没有。两盏壁灯亮着暖黄的光，在雪地上投出两个浅浅的光圈。
两个站岗的卫兵，穿着厚重的呢子大衣，静静地持枪站立。
方晓东拉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往领口里钻。加琳娜缩了缩脖子，把手塞进他的大衣口袋里，仰起脸，冲他笑了一下。
“亲爱的，别紧张。”她轻声说，“我会保护你的，呵呵。”
方晓东笑了笑，没说话。他摸了摸大衣内袋里折好的几页纸，指尖冰凉，纸张却是温热的。
另一只手，轻轻地被加琳娜挽住。
中年男子从后备箱搬出一箱酒。
红星二锅头，六十五度。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灰白头发，围着一条深色的头巾，腰间系着围裙。她看见加琳娜，眼睛先笑了。
“琳娜！”
“娜塔莎婶婶！”加琳娜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叽叽咕咕说了一串俄语。
娜塔莎婶婶的目光越过加琳娜的肩头，落在方晓东身上。
那目光不算锐利，但很仔细。她点了点头，侧身让开门口，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
“进来吧，外面冷。”
中年男子把那箱酒放在门内，招呼都没打，直接走了。
玄关不大，一盏吊灯，光线柔和。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方晓东换下皮鞋，接过娜塔莎递来的拖鞋，跟着加琳娜往里走。
客厅比想象中大。
一面墙全是书，顶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一张深棕色的皮沙发，面前摆着矮茶几。角落里一架立式钢琴，琴盖合着，上面摆着几张镶银框的照片——穿白裙子的小女孩，戴红领巾的少女，穿军装的年轻女人。
全是加琳娜的。
厨房的方向，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响。一股浓郁的番茄和甜菜根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但方晓东注意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
覆着白色蕾丝桌布的长桌，银质刀叉和烛台在壁炉的火光里泛着光。成套的瓷盘，印着苏联时期的暗纹。水晶酒杯，在灯光下很亮。
桌子中央一盆冷盘：腌鲱鱼、酸黄瓜、黑面包切片，摆得整整齐齐。
旁边一只水晶碗，盛着深红色的鱼子酱，颗粒饱满，在灯下泛着油脂的光。
加琳娜领着方晓东走到沙发边上：“你先坐，我去厨房看看爸爸。”
她转身进了厨房。
方晓东在沙发上坐下。沙发皮面冰凉，他坐得很端正，手搭在膝盖上，目光扫过这间屋子。
厨房里传来低语声。加琳娜的声音又脆又亮；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听不清在说什么，似乎很高兴。
然后，脚步声。
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一下，一下，沉稳，不急不缓。
厨房的门推开了，一个高瘦的身影走出来。
方晓东站了起来。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扎哈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
他没穿正装。个子很高，得有一米九。
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罩一件旧呢子便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的前臂上，有几道淡色的疤痕。
头发花白，剃得很短。脸瘦长，颧骨高，眼窝深。那双眼睛在壁炉的火光里一明一灭，暗绿色的，像一潭结了冰的深水。
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方晓东。那目光冷得不像在打量客人，倒像在盯一件需要拆开检查的包裹。
“坐。”他声音低沉。
方晓东没有坐。
他微微欠身，用俄语一字一顿：“扎哈罗夫同志，谢谢您，邀请我来家里做客。”
发音有些生硬，调子拐着弯。
扎哈罗夫没接这个话茬。他走到茶几前坐下，抬起眼，把方晓东从头到脚，又刮了一遍。
“你的俄语，有中国北方的口音。是在哪里学的？”
“大学里学了一段时间。的确，我在东北边境待过一段时间。”
“东北。”扎哈罗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往下压了压，“就是你们跟我们，在边境对峙的那片地方。”
加琳娜从厨房冲出来，正好听见这句话。
她围着一条花围裙，手里还攥着一把木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在她父亲和方晓东中间。
“爸爸！”她用俄语，又急又快，“你说好了不提政治的！今天是家宴嘛！”
扎哈罗夫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无奈，有警告，还有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心疼。
这个在苏联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男人，对这个女儿，是当真放在心尖上的。
但他到底，没把话咽回去。
“不提政治？”他转过目光，重新落在方晓东脸上，语气慢悠悠的，像在剥一层洋葱皮，“琳娜，你是我女儿，我得替你把关。这个男人——”
他顿了顿，把话摊在桌面上：
“我让人调查过他。在中国国内，有两个女人跟他关系不正常。一个是未婚妻，一个是他未婚妻的姐姐。三个人，同居在一座院落里。”
加琳娜的脸涨红了。
“爸爸——”
“那些我都知道。”她咬了咬嘴唇，声音低下去，却没躲开父亲的眼睛，“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扎哈罗夫盯着女儿看了两秒，胸口起伏了一下，转回头，火力不减：
“还有。”他的目光钉在方晓东脸上，像要把那层皮肉钉穿，“他利用我们的专家，在东丹建立研究中心。表面上是技术合作，实际上，是替他自己的国家搞逆向工程。我们的人在那里，是替他在干活——”
“扎哈罗夫同志。”方晓东开口了。
声音不高。
“您说的，都对。”
扎哈罗夫的目光，微微一闪。
“国内那两个女人，一个叫林雪，一个叫林霜，都是我的未婚妻。她们从小，就和我生活在一起。”方晓东说，“我和她们的感情很好。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她们。”
“至于专家的事，”他顿了顿，“您派到东丹的专家，每一周的工作报告和成果清单，都有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东丹，一份经由加琳娜，送到您手上。您比我更清楚——那些成果，苏联拿到的，是不是完整的；那些数据，对苏联，是不是有用。”
扎哈罗夫没有反驳。
方晓东说的，是事实。
那些报告，他确实看过。苏联专家在东丹的工作，成果反馈透明、完整，甚至有些数据，比苏联国内自己做的，还细。
可他心里的疙瘩，不只是这些。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基辅的雪还在下，把整座城市裹在厚厚一层白里。他的身影映在玻璃上，瘦削，笔直，肩线微微塌着。
“我活到这个岁数，”他开口，声音低了些：“女儿，是唯一一个让我做什么都愿意的人。她二十岁那年，非要进克格勃工作。我反对。她跟我，冷战了四个月。”
“后来，我妥协了。她开心了，满世界跑。每次她出去，我都睡不着。我常常坐在书房里等电话——不是等她跟我汇报什么，是等电话响，等一个‘她还活着’的消息。”
他转过身，看着方晓东。
“她在伊拉克，被人追杀，掉进河里。是你救了她。”
方晓东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记你的情。”扎哈罗夫说，“所以，我让那些专家去了东丹，也让她把你带回来。”
他顿了顿。
“但知道你是她选的人，和认同你是她选的人，是两回事。你清楚你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她跟着你，就会充满危险。”
“而且，你是中国人——在苏联政界眼里，你们属于东方阵营里，最不听话的邻居。”
他走回沙发前，重新坐下。
那双绿色的眼睛里没有太多愤怒，但那种“我看不上你”的态度，比愤怒更让人难受。
“你拿什么保证，我女儿跟着你，不会受委屈？会得到幸福。”
客厅里静了几秒。只有壁炉里的柴火，噼啪地烧。
“我不喜欢说，但我会去做。”方晓东的表情很真挚，“您是个伟大的父亲，我理解您对她的爱。未来，我会接替您的爱。”
说完，他把大衣内袋里那几页纸抽出来，放在茶几上，轻轻推过去。
“扎哈罗夫同志，我这里有一份情报。您可以先看看。”
扎哈罗夫低头看了一眼那几页纸，没有伸手。
“我不要你的情报。我不缺这些东西。”
“这不是交换。”方晓东说，“您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给加琳娜父亲的一点心意。”
扎哈罗夫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伸出手，拿起了那几页纸。
……
“准备开饭喽——”
娜塔莎婶婶的声音从厨房方向飘过来，打破了客厅里紧绷的空气。
方晓东趁机起身，从纸箱里拿出两瓶红星二锅头，摆上了餐桌。
扎哈罗夫的目光扫过那两瓶酒，愣了一下。
透明的玻璃瓶，红底白字的标签，土得掉渣。
“二锅头。”他忽然开口，俄语里夹着一个字正腔圆的中国词。
“您喝过？”
“五十年代。”老头盯着那瓶子，眼神里那层冰，裂开了一条缝，“我和同事去北京，中国人招待我们，就喝这个。”
他拿起一瓶，拧开盖，闻了闻。
“六十五度。”他说，“那时候，你们很穷，什么都缺，唯独不缺这个。”
娜塔莎在餐厅门口探出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汤是不是要好了？”
扎哈罗夫把酒瓶放下，看了一眼茶几上那几页纸，又看了一眼方晓东。
“汤，还要再煨四十分钟。”
他拿起那几页纸，转身朝书房走去。
“你，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