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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 285章 幕僚鼓动秦王反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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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协助秦王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参与玄武门之变主谋之一，帮助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年间，他更是以丞相的身份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定国策、立朝法、精朝制，最终成就万古不朽日月同辉的贞观之治，造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良相之一。
杜如晦投入李世民帐下比前面两位稍微晚一些，是在李家军进入长安城之后，被李世民召入秦王府任职曹参军的，他最突出的能力就是他总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和方略，具备超常的决断力，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正确的事情。在贞观年间，杜如晦与房玄龄同心同德，相互配合，共掌朝政，房谋杜断，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左右宰相，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华夏历史上的一代名相。
正当长孙无忌一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找出太子府谁人负责具体实施偷运铠甲的时候，也就是在李世民要离京陪同父皇前往仁智宫避暑的前一个夜晚，又收到一个小纸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的名字。
李世民连夜唤来长孙无忌，将此信息告诉他。
之后，就发生了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杨文干事件”了。
事情的结局有两个方面是李世民集团成员所没有预料到。一是李渊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就识破了所谓“谋反”不过是一个陷害太子的局子，而构陷此局的主谋毫无疑问就是秦王本人，或者是秦王府的属下，总之秦王本人是脱不了干系的，杜淹被流放就是对秦王的一个警告；第二个没想到是圣上在“杨文干事件”期间居然有过改立李世民为储君的想法，说明李渊原本还是在乎李世民这个二儿子的，然而，这个在乎也恰恰是“杨文干事件”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易储的可能性对于李渊来说，从此不再是一个选项了。
李渊既然已经看穿了“杨文干事件”的实质，理应对秦王和太子都给予相当的惩戒，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低调处理了此事。他没有责罚秦王，就相当于惩戒了太子；反过来，他没有惩戒太子，就相当于责罚了秦王。李渊在他们两之间玩平衡，他既要维护太子的储位，又要保证秦王不会因为威胁到太子而受到后者的伤害，也就是说，两个儿子之间既要存在一定的张力而互相牵制或制衡，这样才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但这种张力又不可过大，否则就超出了他老李的可控范围。
一方面，李渊之所以没有责罚秦王，只是流放了杜淹，一是因为老李彻底了解了太子的心思，毕竟他辅政监国多时，已经食髓知味，要他放弃储位，他会跟你拼命，所以动什么都不能动大郎的太子之位；二是为了警告太子，他乘皇上离京而私运军械不仅违制，而且是对圣上不遵，更重要的是他在东宫扩展和加强武力是对父皇的一种威胁，犯了大忌，必须适可而止，打压排挤秦王可以，但要点到即止，不可过分。
另一方面，李渊之所以没有责罚太子，甚至对偷运铠甲之过也只字不提，只是流放了王珪等人，目的在于告诉李世民，莫要试图利用太子之过错行陷害太子之事，妄图夺嫡是不可能的，太子绝不会愿意推让，他甚至会拼死保位，易储之事也只能就此打住，二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正如李渊所担忧的那样，即使二郎李世民没有夺储之心，但难保他手下的谋臣不会教唆他、怂恿他去为了储位乃至皇位而铤而走险。这次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鼓动他们的主子秦王李世民利用偷运军械之事，公开化地与太子为敌，就是一个实证。
其实，这次房玄龄和杜如晦在给秦王出主意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预判，他们硬生生地揭开盖子，完全有可能会遭致太子党集团的疯狂反击和进攻，他们之所以有意掖着这个想法而不向秦王明说，当然不是想害秦王，他们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而来得越迟对秦王越不利，因为那会让主子在不经意中消磨了自己的抵抗意志和抗压决心，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反而可能激发主子那尚未颓丧的理想和志向，以及他那尚未放弃的求生欲望。
是金子总能发光、是锥子总要冒尖！
李世民当然也不是傻子，他的政治斗争经验的确是非常欠缺，更不懂得玩弄政治手段，但他还是有足够的智慧看出利用太子偷运军械之事而与兄长公然开撕而引发的不利后果。他知道太子对自己的忌惮是不会消除的，除非自己先从地表消失了。与其说温水煮青蛙地在锅里被太子党慢慢地暗暗地炖残，还不如揭开盖子，让众人围观，至少让世人能够看出个是非曲直，而不至于造成一种好像我李世民早就预谋夺嫡争储的印象。从好的方向看，公开化有可能遏制太子党的进一步敌对行动，但也有可能激化事态，而使到他们的打压和排挤更加疯狂，但我总算无须总是在明处遭暗箭了。
一个早就触及李世民神经的疑问一直以来都在他的心头萦绕：已经连续四次以同样的方式的得到密报，情报内容之准确表明太子府或齐王府有自己人，可这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暗中相助呢？又为何要以如此隐秘的方式传送情报？
第一次在观音婢那里，第二次在阴月娥房里，第三次在韦珪（后来的韦贵妃）那里，而最近一回呢，却又是在观音婢处，这“秘密交通员”不仅熟悉秦王府，而且对自己每天的私生活安排都了如指掌，但他有为何不直接与我联系呢？
房玄龄协助秦王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参与玄武门之变主谋之一，帮助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年间，他更是以丞相的身份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定国策、立朝法、精朝制，最终成就万古不朽日月同辉的贞观之治，造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良相之一。
杜如晦投入李世民帐下比前面两位稍微晚一些，是在李家军进入长安城之后，被李世民召入秦王府任职曹参军的，他最突出的能力就是他总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和方略，具备超常的决断力，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正确的事情。在贞观年间，杜如晦与房玄龄同心同德，相互配合，共掌朝政，房谋杜断，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左右宰相，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华夏历史上的一代名相。
正当长孙无忌一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找出太子府谁人负责具体实施偷运铠甲的时候，也就是在李世民要离京陪同父皇前往仁智宫避暑的前一个夜晚，又收到一个小纸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的名字。
李世民连夜唤来长孙无忌，将此信息告诉他。
之后，就发生了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杨文干事件”了。
事情的结局有两个方面是李世民集团成员所没有预料到。一是李渊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就识破了所谓“谋反”不过是一个陷害太子的局子，而构陷此局的主谋毫无疑问就是秦王本人，或者是秦王府的属下，总之秦王本人是脱不了干系的，杜淹被流放就是对秦王的一个警告；第二个没想到是圣上在“杨文干事件”期间居然有过改立李世民为储君的想法，说明李渊原本还是在乎李世民这个二儿子的，然而，这个在乎也恰恰是“杨文干事件”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易储的可能性对于李渊来说，从此不再是一个选项了。
李渊既然已经看穿了“杨文干事件”的实质，理应对秦王和太子都给予相当的惩戒，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低调处理了此事。他没有责罚秦王，就相当于惩戒了太子；反过来，他没有惩戒太子，就相当于责罚了秦王。李渊在他们两之间玩平衡，他既要维护太子的储位，又要保证秦王不会因为威胁到太子而受到后者的伤害，也就是说，两个儿子之间既要存在一定的张力而互相牵制或制衡，这样才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但这种张力又不可过大，否则就超出了他老李的可控范围。
一方面，李渊之所以没有责罚秦王，只是流放了杜淹，一是因为老李彻底了解了太子的心思，毕竟他辅政监国多时，已经食髓知味，要他放弃储位，他会跟你拼命，所以动什么都不能动大郎的太子之位；二是为了警告太子，他乘皇上离京而私运军械不仅违制，而且是对圣上不遵，更重要的是他在东宫扩展和加强武力是对父皇的一种威胁，犯了大忌，必须适可而止，打压排挤秦王可以，但要点到即止，不可过分。
另一方面，李渊之所以没有责罚太子，甚至对偷运铠甲之过也只字不提，只是流放了王珪等人，目的在于告诉李世民，莫要试图利用太子之过错行陷害太子之事，妄图夺嫡是不可能的，太子绝不会愿意推让，他甚至会拼死保位，易储之事也只能就此打住，二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正如李渊所担忧的那样，即使二郎李世民没有夺储之心，但难保他手下的谋臣不会教唆他、怂恿他去为了储位乃至皇位而铤而走险。这次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鼓动他们的主子秦王李世民利用偷运军械之事，公开化地与太子为敌，就是一个实证。
其实，这次房玄龄和杜如晦在给秦王出主意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预判，他们硬生生地揭开盖子，完全有可能会遭致太子党集团的疯狂反击和进攻，他们之所以有意掖着这个想法而不向秦王明说，当然不是想害秦王，他们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而来得越迟对秦王越不利，因为那会让主子在不经意中消磨了自己的抵抗意志和抗压决心，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反而可能激发主子那尚未颓丧的理想和志向，以及他那尚未放弃的求生欲望。
是金子总能发光、是锥子总要冒尖！
李世民当然也不是傻子，他的政治斗争经验的确是非常欠缺，更不懂得玩弄政治手段，但他还是有足够的智慧看出利用太子偷运军械之事而与兄长公然开撕而引发的不利后果。他知道太子对自己的忌惮是不会消除的，除非自己先从地表消失了。与其说温水煮青蛙地在锅里被太子党慢慢地暗暗地炖残，还不如揭开盖子，让众人围观，至少让世人能够看出个是非曲直，而不至于造成一种好像我李世民早就预谋夺嫡争储的印象。从好的方向看，公开化有可能遏制太子党的进一步敌对行动，但也有可能激化事态，而使到他们的打压和排挤更加疯狂，但我总算无须总是在明处遭暗箭了。
一个早就触及李世民神经的疑问一直以来都在他的心头萦绕：已经连续四次以同样的方式的得到密报，情报内容之准确表明太子府或齐王府有自己人，可这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暗中相助呢？又为何要以如此隐秘的方式传送情报？
第一次在观音婢那里，第二次在阴月娥房里，第三次在韦珪（后来的韦贵妃）那里，而最近一回呢，却又是在观音婢处，这“秘密交通员”不仅熟悉秦王府，而且对自己每天的私生活安排都了如指掌，但他有为何不直接与我联系呢？